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金勇在国会议事厅里就这项修正法案提出二读之后，多名工运代表议员如哈莉玛（裕廊集选区）、杨木光（阿裕尼集选区）及杨莉明（碧山—大巴窑集选区）等都纷纷对法案中所提出的多项有利工人的修正条文表示欢迎。
当局除了将提高工人可向雇主索讨的最高赔偿额及索偿过程的效率外，另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应该就是放宽工伤赔偿法所涵盖的范围，使月入高于1600元的非劳作员工都能受惠，这么一来可向雇主直接索偿的工人就一下子多了85万名至210万人。
站在工人的立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至少因工受伤的员工多了一个直接简易的索偿选项，可避免向法庭提出司法程序复杂、过程也可拖延许久的民事诉讼。然而，看在雇主的眼里，这突如其来的义务可能会增加营业成本，因为他们将必须提高意外保险的保额以加强自己的保障。
作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人力资源对新加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工人提供保障自当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竞争力对我国而言也同等重要。政府如果在这个环环相扣的工作生态中一味地保护工人的利益，以致资方营业成本不断增加，进而造成外国投资者纷纷对我国敬而远之，将是个极不理智的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颜金勇在回应议员们提出诸如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扩大法令的涵盖面，强制索偿程序必须在某个限定时间内完成及定期检讨工伤赔偿法等诉求时，一再强调政府必须采取一个平衡的作法。不过，他认为杨莉明所提出每三年展开一次检讨工作的建议是合理的，而且也不会为雇主制定商业策略时造成太大的不稳定。
就如杨木光所说，雇主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这次修正法令其实给了一个让雇主加强职场安全的契机，因为只要将员工工作环境的安全水平提高，雇主又何来作出赔偿之忧呢？
作为人民代议士，议员昨天提出的担忧还包括近期物价上涨会对贫困家庭造成额外冲击，而询问政府是否会相应提高公共援助金。连荣华（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也吁请政府放宽援助计划只适用于家庭月入不超过1500元的限制。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回应时指出，我国的社会安全网分成多个层面，虽然不一定能毫无遗漏地照顾到每户需要帮忙的低收入家庭，但是本地实行“多个管道伸出援手”（many helping hands）的方式及最近设立的社区关怀热线（ComCare Call）都可扮演一定的角色，尽量抓起每条漏网之鱼。此外，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经济援助督导委员会以灵活处理处在边缘地带的漏网个案。
视家庭人口而定，贫困家庭目前每月可获得的公共援助金介于290至940元。无可否认，人们若看具体数字，很容易就能领会援助力量的强弱。但是，既然援助的目标是人，那么为了达到帮助有需要者的目的，在提高援助金和从人性角度处理援助个案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